今后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全球战略，必须掌握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的主动权和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
在农业资源环境严重超载、透支的背景下，去年中国粮食仍然实现了“11连增”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4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.07亿吨，同比增0.9%，第二次站上6亿吨的台阶。如果不考虑其他外部效应，这个数字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。因为，无论是财政代价还是生态代价，它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。
连年增产≠粮食安全
中国长期以来粮食赖以增产稳产的政策手段已经难以为继。在2014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，目前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临两个“天花板”、两道“紧箍咒”。即，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价格，继续提价遇到“天花板”。农业补贴中有的属于“黄箱”政策范畴，受到世贸组织规则限制，部分补贴继续增加也遇到“天花板”。且农业生产成本还处在上升通道，“地板”在抬升，包括人工、农机作业、土地流转等费用上涨很快，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价格也不便宜。除了两个“天花板”外，生态环境严重受损、承载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，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过大、弦绷得越来越紧，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这两道“紧箍咒”也严重束缚农业长远发展。
早在2004年，中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时，我们就判断，农产品贸易逆差将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常态。依据是生态环境压力到了极限，土地资源自给率只有80%。
一方面，粮食“11连增”是以化肥、农药等投入增加、农业开发强度濒临极限、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的。中国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3倍左右，化肥单季利用率仅为30%左右，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以上。农药利用率仅为33%左右，低于发达国家20—30个百分点，全国约有1.4亿亩耕地受农药污染，土壤自净能力受到严重影响。数据显示，近几年我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，耕地污染超标率为19.4%，超标面积达3.5亿亩。
另一方面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耕地资源减少趋势也不可回避。截至2010年底，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至1.38亩，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%，而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，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农业资源约束也到了极限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利用国外资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。2013年底，中央重新界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与边界，确立了新的粮食安全观，从过去保全部转向保重点，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，并第一次把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，要求更加积极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，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。特别是，要求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，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，保障供给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。这意味着，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，是确保资源安全前提下的粮食安全，而粮食连年增产并不代表粮食的真正安全。
主粮库存消费比过高，托市收购难以为继
相比于粮食生产数量问题，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结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。2012年粮食产量实现“九连增”时，我们就提出来，要减少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强度。事实上，当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在5亿吨台阶后，就应该考虑在结构上做文章，在提质增效上下工夫。但国内粮食支持政策，在实施中呈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，难以适应国内供需结构变化的新形势，调整比较滞后。如现行的最低收购价、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，在粮食“库满为患”时，仍然没有考虑提质增效，继续鼓励增产。
按照FAO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）的经验，粮食当年库存达到次年消费量的17%、18%，就可以满足粮食安全要求。而目前中国三大主粮库存消费比达到50%，如此高的库存消费比在世界也属罕见。问题是，为什么粮食库存高企的同时，进口却在大幅增加？除了国内外巨大价差外，品种调剂是进口的基本原因。
结构不合理源自什么呢？调研表明，与2004年开始陆续实施的最低收购价、临时收储政策直接相关。而且政策成本越来越高，政府、下游企业、消费者等都付出了较高的成本，社会福利损失巨大，矛盾越来越突出。显然，这种托市收购政策已经难以为继。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影响，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建立形成农产品生产的消费导向。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。
